我没有说话。
“一层一层地剥。”妈妈说,“先是衣服,然后是习惯,然后是底线,然后是羞耻心。每剥掉一层,我就以为到底了。但你总能找到下一层。”
妈妈低下头,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饭。
“……我不知道最里面是什么。”妈妈说,“也许是砖。也许什么都没有。”
“也许是你自己。”我说。
妈妈抬起头看我。
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,那里面没有恐惧,也谈不上抗拒,更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才有的表情,眩晕和向往搅在一起。
妈妈怕看到最里面的自己。
但妈妈也想看到。
“……也许吧。”妈妈最后说。
然后妈妈把那块东坡肉送进嘴里,认真地嚼了嚼,咽下去。
“肉不错。”她说。
话题就这样被妈妈轻轻地岔开了。
但我知道那些话已经种下去了。像一颗种子,埋在土里,暂时看不见,但它会发芽。
从餐厅出来的时候,是下午三点多。
阳光已经从正午的直射变成了斜照,把所有东西的影子都拉长了。
妈妈走在我旁边,高跟鞋踩在人行道上,“哒哒”的声音比上午更轻了——也许是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双鞋,也许是高潮之后的松弛让她的步伐变得更自然了。
旗袍在下午的斜阳里呈现出一种和上午不同的质感——正午的光线太直太白,把缎面的光泽压得有些刺眼;而下午三点的光是斜的、暖的、带着一点橘色调的,照在红色真丝上,让那抹红变得更深更沉,像陈年的红酒,像秋天的枫叶,像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。
我们沿着江边往回走。
没有叫车,我想走一走。
她也没有反对,虽然穿着十厘米的高跟鞋走了一上午,但她似乎并不急着回去。
高潮之后的她有一种奇妙的从容,像是身体里某个一直拧紧的发条终于松开了,整个人的节奏都慢了下来。
跳蛋还在妈妈体内。关着的。
妈妈知道它在那里。
我知道它在那里。
但我们都没有提。
它变成了一个沉默的、心照不宣的存在——像一个只有两个人知道的秘密暗号,不需要说出来,只需要知道对方也知道,就够了。
江边的步道上人不多。
偶尔有跑步的人从身边经过,有遛狗的老人慢慢地走,有年轻的情侣靠在栏杆上看江。
风从江面上吹过来,带着水汽,吹动了妈妈耳畔的流苏耳环,银色的流苏在斜阳里闪了一下,像一尾小鱼翻了个身。
妈妈走在我左边,靠江的那一侧。
风把旗袍右侧的高开叉吹开了,一整段黑色连裤袜包裹的大腿暴露在阳光和江风里。
妈妈没有像上午那样急着用手去拢,她只是微微侧了一下身,让风从另一个角度吹过来,叉口自然地合拢了一些,但没有完全合上。
一个很小的变化。
但我注意到了。
上午的妈妈会立刻伸手去遮。现在的妈妈只是调整了一下站位。
妈妈对“被看到”这件事的阈值,又往上移了一点。恐惧早已退场,容忍已经落脚,而习惯,正在慢慢地、不可逆转地赶来的路上。
走到江边那段我们上午坐过的长椅时,我停下了脚步。
“歇会儿。”
妈妈坐下来,长长地吐了一口气,把额前的碎发拢到耳后。